白超然（1903-1981），原名士倜，笔名周人、武任、毅、铁、渺然等。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白家硷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中。其父白绍曾，前清秀才，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兄弟分家后拥有一百五六十垧土地和一座经营绸布的商号，在县城和乡下各有一处院落，共有窑洞二十余孔。1935年其父病逝后，家道开始中落。

白超然7岁时，与诸叔伯兄弟在本村家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八年，15岁时家塾聘留日学生张绣甫为教员，讲授国语、历史、地理、算术等课程。张对学生督责甚严，常讲述国耻故事，传授爱国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0年春，17岁的白超然离家赴北京求学，其父写信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陕北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李大钊的学生，是白超然的远房表兄），托他照顾。到京后，他先在北大补习功课半年，后于1920年秋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由于和李子洲密切交往，深受其进步思想影响。

1922年年初，白超然在南开中学与屈武、邹均、武止戈等陕籍同学一起创办了《贡献》月刊，热情宣传新文化运动与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呼吁和提倡学生搞社会调查，投身社会改造潮流。《贡献》共出刊四期，在津、京、陕学生中颇有影响，被誉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

是年夏，李子洲得悉陕西当局拟成立第四师范学校。为争得把学校设在陕北，他找陕籍同学商量，并与白超然和呼延震东利用暑假返回陕北，拜访学界知名人士杜斌丞，得到其赞同和支持，并共同签名上书，促使当局把第四师范学校建在了绥德。1925年5月，被称为“陕北革命摇篮”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绥德正式成立。

在南开中学五年中，白超然有两年时间与陕西同乡、共产党员黄平同室居住，后来又与他一同考入北大，受其进步思想影响也颇深。

1923年暑假期间，白超然由李子洲介绍，在北京参加了陕西在京的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共进社总社设于北京，分社分布在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其宗旨是反军阀、反封建。主干人员有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屈武、杨钟建、耿炳光等。加入共进社后，白超然曾担任天津分社干事和北京总社文书干事。

1924年春，陕北教育参观团杜斌丞等到天津，倡议组织陕北教育促进社，白超然遂与马鸿权、马师伊、高伯定、顾汉三等在天津成立了促进社，并于5月出版发行了《促进》双月刊。白超然曾任该社总干事及《促进》双月刊总编辑。促进社在白超然等离开天津后渐行解体。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白超然于同年秋，经黄平介绍在天津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及“五卅惨案”后援会等活动。

1925年9月，白超然由黄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谢子长由太原来北京，住在北大后门三眼井公寓共进社的办公所在地，距白超然驻地三眼井18号很近。他和白超然每日必会面，会面必磋谈，对时政、社情、中国前途无不谈及，相交十分投机。还一同阅读《共产党宣言》，相互交流心得。经白超然引荐，谢子长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和当时中国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等共产党人。随后，白超然和白志诚（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陕西清涧人）介绍谢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谢子长与刘志丹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成为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这是白超然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入党后，白超然受党指派，曾担任北大“非宗教大同盟”的工作。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市民为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游行示威。段祺瑞竟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伤200余人，白超然作为“三一八”首都革命运动敢死队成员参加了这次斗争。

大革命时期，陕西省的国民党组织大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建立的，白超然在此时期，曾一度担任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委员兼区党部书记。

1926年暑假，白超然按照党的指示回到绥德，协助时任四师校长的李子洲和教务主任杨明轩开办讲习班，担任社会科学的讲授。随后又担任了该校教员兼绥德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1926年7月，在中共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北伐战争开始并取得节节胜利，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参加了北伐，并于1926年9月进入陕西。国民党陕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白超然和李子洲、安子文一起作为绥德县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奉党组织指令，白超然留在西安陕西国民日报社工作。陕西国民日报社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社长刘天章，总编辑杨钟健，编辑童志超、袁禾生等都是共产党员。白超然担任报社秘书兼社评编辑，并任报社中共党支部书记。办报初期，困难很多，白超然到处奔走，筹集经费，既采又编，还参加印刷和发行工作，经常夜不能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超然奋笔疾书，以“渺然”的笔名写了《工友与蒋介石》一文，揭露和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文章以国民党“左派”的口气有力地抨击道:“因为蒋介石能够杀党部的常务委员，能够用暴力解散上海工人团体，能够枪毙在湖南作农运的同志，能够推翻中央议案，能够做出那种违犯党纲、背叛纪律的事，免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何怪呢!”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被革命者赞为陕西发表的“讨蒋檄文”。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遇难，白超然和刘天章、杨钟健等连日开辟专栏，在国民日报上出特刊，登挽联，写悼文，及时报道陕西各界追悼李大钊的动人情景，声讨新老军阀的野蛮罪行。当刘天章劳累致病后，白超然更担起了主持报社工作的重任，使报纸照常出版发行。

1927年6月，冯玉祥在蒋介石逼迫拉拢下开始反共“清党”，下令让《国民日报》停止反蒋。白超然与刘天章坚决执行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继续在报上发表反蒋新闻和评论，导致国民日报社于7月6日被封，白超然与刘天章一起遭逮捕。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西安、洛阳、郑州等地的内防处监狱，最后被关押在开封监狱，前后共21个月之久。在郑州、开封监狱时，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陆续增加，在刘天章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地下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坚定胜利信心。还发动狱中政治犯，要求改善待遇，两次举行绝食斗争，并准备组织越狱。刘天章还设法与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927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报送了《在狱同志调查表》，将狱中33名党员的编号、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原因及在狱中的现状等作了详细汇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出狱后，白超然得知其父为了营救他，经常徘徊于京豫等地，当时仍滞留北京。于是，他立即北上找到父亲一同返回绥德。回绥德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在绥德县委临时工作。在此期间，白超然曾参加发动要仓粮运动和组织学生、联络武装等地下活动。

1930年春，白超然持党组织关系赴北京找地下党，因北京地下党组织已遭破坏而未能接上关系。恰在这时，白超然从共产党人李象久、杨晓初处得知，冯玉祥和阎锡三将发动反蒋战争，并邀白超然去河南邓宝珊部参加反蒋。白超然遂与李象久、阎揆要、史唯然、王伯超、任启明等一起来到河南，在邓部任秘书。数月后，反蒋战争失败，邓被俘，白超然在混乱中将党组织关系与随身行李一起丢失。从此便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脱党后，白超然返回西安在中山中学和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并于第二年夏返回北大读书，同时兼任北京宏文中学训育主任。这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超然的思想也发生较大变化。他一心想的是学好科学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因此在学习上十分努力。1934年6月，白超然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这段时间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白超然与谢子长再次会面。那是白超然兼任宏文中学训育主任不久后的事，谢子长又来到北京并见到了白超然。此后，许多寄给谢子长的信件，都是先寄到宏文中学白超然处，然后再由白超然转给谢子长，有时也由白超然转给谢子长的爱人尤祥斋（她是宏文中学学生，陕北米脂人）。谢子长在此行回陕前夕，还曾亲赴宏文中学向白超然告别。

从北大毕业后，白超然再回西安中学教书。适于右任返陕，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有太白山之游。因白超然在国民日报社工作时于右任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曾与白超然相识，因此约白超然同行以考察地质。返回后，邵写游太白感想，嘱白超然代写太白山地质部分，还介绍白超然到陕西省建设厅工作。1934年11月，白超然接受了陕西省建设厅的聘请，担任该厅技正，遂有机会从事陕西砂金矿和煤矿等方面的调查。由于白超然专业基础比较深厚，又肯下功夫进行调查研究，所以，很快便掌握了陕西省的地质情况，并写出了《同官煤田地质》、《安康区砂金矿简报》、《陕西之煤》、《怎样认识普通岩石》、《陕西太白山一瞥》等文章和调查报告，被誉为陕西的地质专家。

1935年至1936年，白超然以省建设厅技正的身份两次到同官（今铜川）调查煤田地质。同官山多路险，无公路可通，连土路也时有时无，常要步行或骑毛驴开路缓行。白超然不畏艰险，由县城出发，取正东方向，经孙家坪、北庙、周家陵、郭家沟、炭家庄、敖背，至陈家河之东，遇奥陶纪石灰岩，遂西南折行，沿含煤系与石灰岩之边界，经李家塔、椿树沟、四合沟、祁家沟、雷家坡，以至陈炉镇，再前进过迅水河，经周家原、黑池原、庙底沟，直至黄堡以南之石灰岩出现处，然后转而北行，沿细原之边际，经红崖村、刘家那、磴子河、药王后洞、二十里铺、川口、十里铺、王益村、前原、灰堆坡等处返回县城，总计东西50余里，南北60余里。最后查明此地区之煤储量为2.444亿吨，且煤质优良，炭分多，发热量大，堪称上品，很有开采价值，交通问题亦较他处易于解决，还提出了修筑咸同（咸阳一同官）支线的方案。调查回来后，白超然到处奔走，大声疾呼：“为解决陕西燃料计，为开发西北宝藏计，为增加国家财富计，同官煤矿均有设厂大规模经营之必要。”

当时，抗日烽火正起，晋豫等产煤省相继沦陷，陕西及陇海铁路之煤源断绝。因此，白超然的呼吁受到了重视。1936年省建设厅即派出钻探队对同官煤矿区打钻测量，并绘制出矿区详图。1939年同官煤矿成立。并于1940年开始出煤。1942年咸同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对同官当时已有的私营或商办煤矿，白超然也在组织管理、开采技术、运输经营，尤其是井下安全方面，提出了许多改良的意见。白超然对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倍加同情，他以矿工代言人的身份，激昂地向社会控诉。他写道：“煤矿工人，整天过地狱生活，阳光不得见，空气不足用，已经算是世间最苦的人。想不到陕西煤矿工人所过生活，更非世界其他处煤矿工人所能想象。工人学校没有不说，雇佣未成年童工，令七十余日夜不让上井，试问世界何处煤矿有此先例？陕西同官县各煤矿井下工人通常是十余日一换班，陈家河煤矿则是七十余日一换班。凡有人心者，当见十三四岁之童工，七十余日从井下上来，弯腰曲背，面无人色，甚至躺卧不能动作之惨情，无不为之伤心。这种牛马不如的非人道待遇，完全应该禁止。”

但当时官场与窑主是一丘之貉，白超然的控诉及建议毫无效用，直至解放，矿工的恶劣处境依旧。

1936年，日寇占领华北，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白超然激于义愤，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谢华、李木庵、徐彬如、韩卓儒、杨明轩、李象久等发起的“西北救国会”，并与徐彬如共同负责宣传部的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扣押，白超然等奉西北救国会之命参加了接管国民党省党部的行动，并曾聆听周恩来、罗瑞卿对时局所作的政治报告。蒋介石获释张杨离陕后，顾祝同到西安，西北救国会被勒令停止活动，白超然和杨明轩等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受到监视。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但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极力推行限共、溶共政策，后来在全国掀起以反共为目的的一系列摩擦活动。1938年，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西安，陕西省各机关开始疏散。这时，高协和受陕西省抗敌后援会之命组织“陕北抗敌后援会工作视察团”，高任团长，白超然为副团长。白超然欣然同意，并与高一起赴陕北考察。到绥德后，当时绥德专员何绍南及榆林特派员徐玉柱以白超然等同情共产党，不主张闹摩擦，与共产党人陈奇涵、李仲英、刘文蔚等过从甚密为由，报告于国民党省政府，省政府下令让高协和白超然等停止活动。1939年春，白超然在返西安时途径延安，于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的晚会上被邀讲话时，发表了共同抗日和反对制造摩擦等主张，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了消息，CC份子杜衡等又向胡宗南告密。

1939年5月，白超然到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教官兼《战干》周刊编辑，所编周刊每期均送到徐彬如转寄延安。因国民党特务对白超然监视甚严，言行不能随意，极为痛苦。因此，当徐彬如离开西安前往延安后，白超然也即辞去了战干团的工作。

不久，李象久和任启明找到白超然，说他们筹集到一笔资金，邀他到白水县主持筹建煤矿。原来，这笔资金来自李、任二人任过正副主任的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是在办事处撤销后，遵照周恩来指示用以筹办工业的。白超然愉快地接受了李、任邀请，于1940年1月前往白水办矿。此后，三年半时间一心扑在办矿上。他以李仪祉先生修建泾惠渠的事迹鞭策自己，想在办事业上闯出一条路来。他曾对身边人讲：“李仪祉能给陕西修泾惠渠，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陕西办个煤矿呢？”他全面筹划开办建业、东原两个煤矿的事情，并亲任建业煤矿经理兼总工程师。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煤炭生产出来了，运输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后来，白水县政府竟以“通匪”和“鼓动居民抗粮抗丁”的莫须有罪名，派出保警队围抄建业煤矿，逼迫白超然出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白超然于1943年6月离开了自己苦心经营并已取得成效的建业煤矿。

离开煤矿后，白超然经刘景向介绍，到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兼总务长一年。随后又应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友直之邀，于1944年8月到三原工业职业学校任校长。开始，校内CC派、三青团、复兴社等反动势力极力拉拢白超然，但他不为所动，于是便多次鼓动闹事，白超然被迫于1947年春辞职。经马晓钟介绍，白超然于1947年2月再回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任技正兼矿产测勘队队长。因经费紧缺，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工作十分清闲，所以又受聘兼任了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9年2月，在同官解放前タ，白超然应即将赴任同官煤矿矿长的马进之邀，到同官煤矿任副矿长。能到十多年前自己亲手勘测并奠定了开发基础的同官煤矿工作，他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动身赴任。不久，任启明也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同官与白超然接头，并向他布置了保卫同官煤矿的任务。白超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以副矿长的身份，疏通国民党驻军团长刘奉学（后起义），收缴了政治情况复杂的矿警队的枪支，并促使国民党部队撤离矿山。随后，白超然又亲自组织起工人护矿队，精心护卫矿山。因此，当1949年4月同官县城解放时，同官煤矿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并于第二天即照常生产。

同官第一次解放后，出于战略考虑，解放军又一度撤出同官，陕西省建设厅要白超然回西安筹划钻探陇县煤田。当时，白超然的族侄白炳琮在国民党四十八师警卫营任营长驻防西安，白超然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认清形势相机起义。炳琮听从了白超然劝告，积极准备起义，当胡宗南退入秦岭时，便抓住时机率领所属各连500余人冲出封锁开到周至宣布起义。经白超然与赵寿山接洽，被编入解放军第六师。

西安解放后，党和人民政权对白超然十分信任，让他重回同官煤矿任副矿长。白超然为国办矿的心愿变成现实，他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整理矿务，组织生产，用多出煤炭的实际行动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他妥善接收了原同官煤矿理事会移交的全部资产和全体人员并予以合理处置，又果断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对矿山实行了民主管理。

1950年7月，白超然服从组织调动，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技术室任代总工程师，负责西北地区铁路工程地质工作。此前，我国铁路勘测设计与施工部门没有工程地质队伍，也未很好开展地质工作。宝天（宝鸡—天水）铁路虽已修通铺轨，但因沿线地质病害严重而不能正常运营。1949年及1950年雨季沿线相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与滑坡，当时担负西北新建铁路与旧线改建任务的西干局也因地质病害而影响了工程进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西干局局长的阎揆要才亲自决定调白超然到西干局来工作。

白超然由同官煤矿来西干局时，从同官带来四名勘探技术人员、一部分工人和四台钻机，组成了西干局的探总队，由白超然担任总队长。先后完成了天兰（天水ー兰州）、宝天（宝鸡一天水）、天成（天水一成都）及兰泉（兰州一酒泉）四条铁路的钻探，积累了可靠的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带领技术人员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如对宝天线115公里不良地质的成因作出了结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天兰隧道施工中，用钻探机从洞顶钻孔的办法解决了通风不良的问题等。

1953年1月，以西局为主体组建四北设计分局，白超然任地质及路基科科长。为解决工程地质人员缺乏的问题，分局采纳白超然建议，抽调工程技术人员转业工程地质，并为此开办了西北地区第一个铁路工程地质学习班。白超然一个人承担讲授任务，先后讲授了普通地质、工程地质和勘测规程等课程，为西北铁路工程地质培养了一批技术人オ。参加该学习班的人员，许多成为铁路工程地质方面的专家和骨干。他还组技术人员利用业务学习和业余时学习地质学原理、构造地质学、地质制图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和新线铁路工程地质测细则、工程地质土分类表等专业知识，以及水文地质和电探等新技术知识，并主持制定了分局工程地质探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兰新（兰州ー新疆）、包兰（包头ー兰州）、宝略（宝鸡ー略阳）等线路的设计施工中子以实施。

在此期间，白超然为西北铁路建设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解决了不少关键性技术。在勘察兰银（兰州一银川）线路时，他发现大南线经过严重地震区，地震裂缝长达20余公里，因而提出放弃大南线，改行北线的方案。经进一步论证，他所提方案被分局采纳。随后，他又提出西北黄土质土不同于苏联，兰银线上黄土挖方边坡不应照搬苏联的规程（不可陡于1：1.5），而要因地制宜。并根据东岗镇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边坡采用1：0.75，经过实验，证实了白然建议的合理性，并在全线推行，为西北地区黄土质土壤边坡的设计和施工确定了新的规程。在勘察兰新线乌鞘岭的线路时，白超然从地质学观点出发，建议移动隧道位置，降低隧道标高，解决了线路超越乌鞘岭的难题。并使线路缩短了数公里。1954年2月11日，兰新线山丹地区发生地震。为了给铁路设计提供可靠依据，在白超然建议下，分局决定抽调人员组成山丹地区地震调查组，由他带队赶赴山丹地区。调查组在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岭，寻找震中，收集地震有关料和数据，终于确认了震中及地震裂度，还绘制出山丹地区地震图，保证了兰新线设计和施工的顺利进行。

1956年6月，西北设计分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白超然任地质路基处总工程师，随后任处长。在他带领下，地质工程专业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到1958年，全院工程地质专业人员达到289人，成为一支水平较高、经验较丰富、规章制度较健全、机构体制较精炼、机具仪器设备配套、能够胜任复杂地质环境的铁路工程地质专业队伍。如今，在地质学领域里，一门新型分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已经建立起来，并拥有数千人的大队伍，白超然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59年8月，白超然任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并于1962年2月任院代理总工程师。

白超然一生著述颇丰。20世纪20年代，他在《共进》、《进》、《京报》、《国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三四十年代，他写过《构造地质学》、《千阳鱼化石》等专著和大量陕西矿产方面的文章和调查报告；50年代以后，先后出版和发表过《铁路工程地质人员手册》、《从工程地质角度看黄土》、《处理宝成铁路地质病害的体会》、《宝成、宝天铁路地质病害总结》等著作。还曾主持编写过《苏联专家建议汇编》（《地质路基（上、下）》、《水文地质》）及《西北及邻近地区区域地质资料汇编》（《区域地质》《地层地貌区划》、《大地构造纲要》）等书。

白超然在从事铁路建设工作以后，还曾兼任过不少学术团体的职务。如铁道科学院西北研究所所长（1961—1966），兰州业余铁道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甘肃省分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长。1979年3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理事会理事。还兼任过中国第一届铁道学会理事和《中国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编委等。

1962年，白超然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会议。此外，还先后当选甘肃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第二、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白超然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三顶帽子关进“牛棚”，撤销了一切职务。此前，他正在为通往西藏的铁路进行早期筹划，潜心研究着线路通过盐湖和冻土地带所必须解决的种种技术难题。当时，白超然60多岁，身体十分健康，完全有可能在西北铁路建设上有更多建树。但这一切转眼之间便成泡影。每当白超然忆及十年浩劫这段经历时，总禁不住为之痛心疾首、黯然神伤。

1976年7月1日，73岁的白超然办理了离休手续，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为撰写李子洲、刘天章、谢子长等革命先烈的事迹花费了许多心血，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又系统整理了自己20多年来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作经验，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稿。

1981年6月1日，白超然病逝于兰州，享年79岁。

（文章原载《绥德师范校史丛书·群星璀璨》第一辑，编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