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生，名濡廷，字涵万，化名甄海、振海等。曾化名郭其瑛、郭毅,笔名甦嶰、止庵等。1896年9月27日生,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人。

北京求学 博采广识

1917年,王复生开始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备班学习,1920年9月升入法国文学系。进入北大后,王复生制定了庞博的读书计划,显示出他立志做博识学者的气质。在大学本科四年的学习计划中，他具体地罗列了囊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书目,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戏剧等等领域。预定在精通法文、兼通英语的基础上,大量研究西方各个流派的思想和哲学著作,致力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阅读伦理学(即逻辑学)、心理学著作,并拟将来赴法留学后,再专攻生物学,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有计划地购阅各类书籍,对当时各种汉译西方学术丛书,更是省吃俭用陆续购阅,足见他对新文化的热烈兴趣和求知欲望的强烈。

王复生体质素弱,病痛时发,但是在“知识救国”理想的鼓舞下,仍坚韧不拔地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中。他广泛涉猎了一大批中外学术思想论著,同时受到教授学者高水平讲演的启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尤其是他对中外文艺理论思想的一些见解,至今读来仍然颇有精到之处。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近读《元曲选》,觉吾国文学思想观念与彼方(指西方)大异,西洋思想固应当积极介绍灌输入国内学术界,而本国思想学术不容一笔抹煞,大有推阐之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深信东方神秘思想之不可侮”。王复生对法国文学素有研究,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他竭力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真即美即善,文学技术高妙处,在人人心中共有之境界,他人不能道之，而吾能以极平常字句,极简单之语言表而出之,使他人一目豁然,不奋若自己出。要达到这种高妙境界,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莫上矣!”王复生译有法文诗选若干篇,曾将日本伊吕波歌译成法文，并且花了很大精力翻译《世界家庭之生命》,交同学邓中夏在刊物上连载,同时还为昆明及各地刊物撰稿。大学时代的王复生显露了横溢的才华,在他面前展示了一条通往学术研究事业的坦途。

王复生在北京求学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迅猛兴起的时期,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倡导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方针指导下,成为当时新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不仅各派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陈独秀亦被聘请为北大教授。面对繁杂的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王复生像许多当时追求进步的优秀青年一样,热情认真地加以学习和了解,不同程度地先后接受过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唯实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卢梭的民主学说、柏克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和托尔斯泰的学说等等。

信仰马列 投身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在进步学生中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决定将馆藏的西方外文图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加以编目制卡,撰写提要,以方便学生借阅。为此,组织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王复生同罗章龙、李梅羹、范鸿韵、商承祖、宋天放等人参加这一项工作,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在这项工作中,王复生接触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9年,中国专使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正义要求。但美、英、法、日、意列强置中国民族利益而不顾,继续坚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侵害中华民族的权益。消息传回国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高等院校学生开始组织起来,许多报刊和团体也连续发表宣言,提出反帝爱国的正义主张。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专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的祝典日。”,

1920年8月9日晚,他们谈论学习至深夜,还总结一套读书方法。王复生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仲澥规予治学太泛恐无所就,闻之汗背,予实犯此病。”他们的政治生活能互相帮助,诚恳坦率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给我们后人做出了良好的楷模。如1921年1月29日星期六的文字记述:“仲澥约至叔邻处谈,谓人当勇往任事,其实求学,洵属见到语。仲澥并不以吾前此严岸为然,谓吾前日之病,患在独学无友,有胜于己,不敢与之交,耻自己露出破绽,不如己者,已不屑与之交,宜破除气,胜于己者友之以为砥砺,不如己虽不与之深交,亦不宜拒绝,宜于适当处鼓其向上……今闻仲澥言而大惧,宜痛改之,此病不去,终无向上之一日。”

1920年初,王复生在北京晤访毛泽东,倾听毛泽东关于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见解后,于日记中写道:“访毛润之言:湘人与张敬尧势不两立,然苟欲吴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减少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呵斥吴氏,盖张敬尧,量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已,小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同懵然也。亦无术代以新文化以补之旧文化。吴佩孚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化,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可痛矣！至与吾同意。”2月18日,王复生与其他人一起,在陶然亭为毛泽东回湖南饯行。可见,王复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交往至深,友谊厚密,志同道合。

王复生极为重视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他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了解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还注意了解如基尔特、蒲鲁东等等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以求得从理论上弄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经过学习研究,他解剖自己的思想,“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亦不可侮也”。表明他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交往学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革命的信仰,就坚信不疑地宣传、播种至死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复生在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向家乡祥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接受这种宣传最多的要数他的亲兄弟,后来成为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的王德三(王懋廷)。王复生定期给在家乡的弟弟王德三寄《新青年》、《向导》等传播马列的进步刊物。1920年王德三到北京求学,继续与王复生生活在一起。在王复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也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重新发现的王复生的一些手稿中,可以充分地说明:王复生是弟弟王德三接受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刘仁静、王有德、李梅羹、李骏、朱务着、黄目葵等北大同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雨轩集会,讨论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决定研究会暂时以秘密方式活动,待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公开。1921年11月17日,由王复生等19人署名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研究会设立英、法、德文翻译组,译介马克思主义原著,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同时,他深感了解和研究工人运动的重要,多次去北京丰台铁路工人和门头沟煤矿工人中开展调查。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学说,并将调查情况详细记录,返校后向研究会会员作“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1920年冬,王复生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24日,王复生参加在北大举行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在会上与罗章龙等七人一起被推选为“五一”运动委员会成员,组织工人举行纪念活动。在王复生等人的积极奔走组织下,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工人举行隆重集会,高呼“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区也举办了一系列宣传纪念活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王复生加入了共产党。曾经立志于当学者著书立说的王复生,自觉地在时代的选择中挑起救国的重担,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先锋战士。

王复生入党后,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热情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之中,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尽心尽力,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一位得力工作者。

陕西播火 参加建团

1922年,党组织决定派遣王复生到陕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王复生到陕东地区以华县咸林中学为据点,和先期到该校的魏野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联合,利用教员身份进行革命宣传教育,通过“共进社”(北京的陕籍青年组织的进步社团)为建立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做打基础的工作,同时伺机建立组织。同期联系上渭南赤水职业学校的王尚德(即王璋峰,在武汉入团,1922年7月由武汉派回赤水进行建团工作)。王复生以学校为讲坛,以师生为对象,在教学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平时经常到学生中交朋友进行具体的教授工作。课余还组织学生社团“青年励志社”(一名赤社)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进行演讲,组织学生体育会,利用锻炼身体、郊游、旅行等活动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大会。并在华县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王复生、王尚德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职业学校的进步师生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革命的有关问题,组织讲演团到高塘、下郅等乡镇开展宣传革命的活动,造成了活跃的革命气氛。这是党的创建时期陕东革命力量开始联合的标志,为后来渭南、华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3年7月,王复生回北京大学复学,应届毕业的咸林中学进步学生潘自力、关中哲随同到北京,他为他们安排了补习,尔后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将他们托付邓中夏、刘天章,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5月,奉调出任四师校长的李子洲同志到任后,先去北京向李大钊同志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报告了绥德的情况,请示建党工作。王复生便同李子洲一起拜访了李大钊同志,北京区委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两名共产党员和王懋廷(党员兼青年团员)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方区委直属特别通信党员,在陕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约定李子洲聘请其弟王懋廷去四师任国文教员,在陕北建立发展党组织以及秘密通信方法与地址等事宜。

1925年8月,王复生遵照党的派遣,到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和历史教员。在四师期间,王复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党的活动,投身四师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共陕北特别支部立即组织爱国师生开展罢课和游行示威,抵制英货、日货和募捐声援的活动,随后又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基督教运动。王复生积极领导投入了这些斗争。在陕北各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他还为反基督教运动领导机关“陕北反基督教大同盟”撰写了《耶稣是什么东西》的宣传文章,帮助人们认清基督教的本质,破除人们对基督教的迷信,对陕北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曾亲赴榆林检查党建工作。据刘文蔚、冯文江等同志的回忆称,当时四师党组织派王复生来榆中检查工作。他到榆林后,榆中20多名党团员到西门外沙滩开会。在这次会议上,王复生同志赞许榆中的组织,说能单独工作,会进行斗争…

1925年冬,王复生奉命离开陕北回到北京,从事学生运动和主持“新滇社”的工作。

新滇社(原称“革新社”),是1904年在王复生等同志的推动和发起下成立的云南旅外求学的进步青年组织。当时云南进步青年多聚集北京,为了引导这些青年走向革命,王复生常邀集一些进步青年聚于他的住处。旅京学生中遇有要事,也经常聚合于王复生处。当时他住在离沙滩(北大一院)不远的一个庙宇内,云南同学常到他那里学习讨论马克思学说,他也经常给予一些宣讲和指教。他在云南旅京学生中颇具威望,对促进云南旅京青年走向革命影响较大。新滇社出版的《革新》、《铁花》周刊，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腐朽统治，号召云南人民推翻其独裁政权，革新云南政治。王复生始终是该革命团体的主要创建人和负责人之一。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北京群众10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行径。请愿队伍前往执政府时，遭到军警枪杀镇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王复生等组织新滇社成员和云南籍进步学生参加了这一示威游行，新滇社骨干、共产党员姚宗贤、范示融不幸罹难。目睹烈士的死难情景，激起王复生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慨，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了《新滇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深切哀悼遇难的烈士，提出要对惨案的罪魁祸首段祺瑞、贾德耀解除公职，交法庭审判；为死难烈士举行国葬等严正主张。他在稍后发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一文中尖锐指出：“三一八流血的代价，是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人民的仇敌，欲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官僚。”

“三一八”的血腥事实教育了王复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决心牺牲一切做国民革命。先锻炼得一个冷静的头脑，坚决的意志。”在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立即以新滇社名义组织云南籍革命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4月底，王复生踏上南下征程，决心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到广州后，王复生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并为《铁花》第六期撰写了题为《告云南青年朋友》的文章，这是讨伐唐继尧的一篇檄文。不久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派王复生和杨青田返滇。陈延年同张伯简（云南人，军委书记）、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等研究了云南情况后，指出云南军阀唐继尧正与北洋军阀勾结，反对“三大政策”和北伐战争。云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联合“反唐”势力,进行“倒唐”,以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以保障革命中心广州的安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林祖涵委派王复生和杨青田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返滇工作。

肩负重任 回滇“倒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云南军阀唐继尧却图谋勾结吴佩孚、孙传芳,夹击广州国民政府,成了对后方的隐患。为此,王复生肩负重任启程返昆,时值唐继尧政府发布“反赤”布告,严厉镇压青年学生进步活动时期。先期返昆的杨青田被密探盯梢无法活动,很快离滇。王复生巧妙地利用同学、亲友关系隐蔽下来,积极开展活动。他不顾云南军阀的血腥镇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胆运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揭露唐继尧扩充嫡系、用人唯亲、对下属多疑多忌等事实,批判唐继尧对抗国民革命、勾结北洋军阀的阴谋,造成“倒唐”的社会舆论。他还通过胡若愚的秘书长郭子谦、张汝骥的高参高竹章的关系开展了策动“倒唐”活动。由于王复生在昆明没有跟杨青田接上头,而云南的社会政局等情况,必须及时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并取得工作指示,故于10月离昆赴广州。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分别派王懋廷、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国共两党的党务。3月12日,王复生主持在省教育会内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并宣布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大会选举王复生、李鑫等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为执行委员,由王复生主持党务。同月,在王复生等人的指导下,建立了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后陆续建立了滇南、滇西、滇东北等地的国民党党部。从3月到4月底,昆明市党部所属党员人数就猛增到2000多人,全省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增长。在中共云南特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下,3月至7月间,省农民协会、省学联、全省妇女解放协会、昆明市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先后建立起来,并在全省各地建立了分会,开展工农运动。

王复生虽然没有担任中共云南党的领导职务,但仍积极参加党的组织建设,曾为中共云南特委举办的党团员训练班讲课,始终关切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龙云政府即步其后尘,于5月11日出动大批军警,突然查封了云南省国民党党部及团体,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将王复生、李鑫等六人指控为“赤化乱党要犯”予以监禁,电请南京蒋介石政府批准加以杀害。王复生在狱中与难友们一起展开斗争,做好了迎接任何严峻考验的准备。在中共云南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的社会压力下,新当权者胡若愚为了标榜开明,笼络人心,王复生等人才得以释放出狱。为王复生、李鑫、赵祚传等人的安全出狱,中共云南特委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在省教育会礼堂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之后,由于王复生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留在云南工作,遂于当年秋末离开昆明前往上海。

蜚声北满 浴血丹江

1928年秋到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中共云南省临时省委书记、二弟王懋廷向王复生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到东北恢复和加强党组织的力量。6月,王复生夫妇由上海到达哈尔滨,经云南籍共产党员楚图南的介绍,化名王甄海(振海),先后到哈尔滨第一中学、第三中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

王复生与楚图南一起在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组织进步社团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哈尔滨特区当局的注视,他被迫转移到齐齐哈尔,进入电报局供职。不久,受北京大学同学、时任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常秉彝之聘,任《民报》主笔。王复生通过报纸社论及副刊文章,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用合法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来因东北政局动乱,王复生曾转移到吉林中学、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等地教书,进行艰苦隐蔽的活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侵略者,彻底暴露了其卖国反共的面目,激起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在空前的民族危难激愤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东北党组织立即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王复生遵照党组织的布置,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讷河、黑河一带,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困难问题。马占山部抗日武装遭受挫折后,王复生由黑河历尽艰险徒步绕返齐齐哈尔,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1934年11月,王复生通过社会关系就任伪满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他与共产党员金剑啸等利用报纸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以《民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先后发表《王二之死》、《瘦骨头》、《兴安岭的风雪》等文艺作品,从侧面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以《民报》出刊二千号纪念日的名义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了《钱》、《母与子》、《黄昏》等具有爱国思想意义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此外,还在报社内外组织漪澜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宣传抗日活动。

在日伪残酷统治的险恶环境中,王复生于1935年夏与中共北满省委取得联系,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着手建立齐齐哈尔党组织。他首先在民报社内发展党员,然后吸收进步教师、学生加入组织,到10月即已发展党员20余人。鉴于形势的变化,王复生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设宣传、行动、调查三部,分工协作。对白光社剧团注重演戏宣传而放松党的别项工作的倾向及时作了纠正。他还及时把中国工农红军从陕北出征抗日的消息告诉大家,坚定同志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王复生针对伪满政府中部分官员是属于被迫胁从的,不乏爱国之心的具体情况,注意开展对这部分人的争取工作。如伪满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对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政局极为不满,有改革社会的意愿。在王复生的说服争取下,他表示对王复生关于时局问题的论述极为敬佩,同情共产党的活动,赞同以共产主义改革满洲社会,驱逐日本侵略势力。主动给党组织提供经费,以请客聚餐等形式把自己的公馆作为开会场所,给党组织的活动以极大的支持与便利。

金剑啸等人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由于金剑啸已受到敌人的监观,王复生果断釆取措施,决定让金剑啸迅速转移。哈尔滨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洲国,不断遭到全国特别是东北各阶层人民的痛斥反对,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使得日伪草木皆兵、魂不守舍。为此,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东北地区实行“大检举”,对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爱国人士大肆逮捕,疯狂镇压抗日反伪力量。当天,王复生及部分同志也在民报社内被捕。

在狱中,王复生教育被捕同志要严守党的机密,经得住生死考验。日本宪兵队为逼供出齐齐哈尔党组织及其抗日活动情况,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对王复生刑讯达18次之多,使用了各种酷刑,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抱定为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王复生面前,酷刑只能摧残身体,丝毫改变不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贞。王复生同志视死如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1936年8月15日,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害,牺牲时40岁。

罗章龙同志下面的诗句,高度评价了王复生同志的光辉一生：

复生彬彬质,奋志凌北荒。

蜚声于北满,建帜在丹江。

艰难经战伐,革命共存亡。

（文章原载《绥德师范校史丛书·群星璀璨》第一辑，编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