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1892—1929）

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生于绥德县城兴隆巷,名登瀛,字子洲，笔名逸民。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191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曾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骨干会员之一。1922年夏,李子洲、呼延震东、白超然等陕北旅京津学生，为把拟议中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在绥德，奔走呼吁,得到杜斌丞等知名人士支持，取得成功。10月,李子洲参与创建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政治社团——共进社，被称为共进社的“大脑”。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新民学会在京成员，赞誉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1923年初,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毕业,受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委派回陕开辟革命教育工作。8月间，李子洲回到西安，应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邀请，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在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再三邀请和催促之下，李子洲回到陕北高原，出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

一、奠基“四师”教育

1923年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设(“四师”)。次年，以李子洲、王懋廷为核心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四师”创建了中共绥德党团组织，并在他们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在陕北乃至西北大地形成燎原之势，学校被誉为“西北革命策源地”。

1924年夏，李子洲接到陕西省教育厅公函，任命他为“四师”校长。从此办学校育英才，进行革命斗争，便成为李子洲一生追求。李子洲到任后，着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教师，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他很快拟定了聘请名单，以及寄往《北京大学日刊》的教师招聘启事。不多日，聘请教师的启事，在蔡元培、李大钊及其众多旅京陕西学子周旋支持下，北京已经有了回音。李大钊将王懋廷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成为李子洲办学、革命的得力左右手；王复生、田伯荫、韩叔勋等为教员，形成了能够进行革命教育的骨干队伍”。他们大多是北大、北师大学子，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又大多是共进社员。这些教员，后来不仅在陕北，在陕西，乃至在整个西北也是赫赫有名的学者。

李子洲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本身就是革命。他提出：“要尽最大努力首先把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信任”。

1924年秋开学典礼上，李子洲郑重宣布了学校的办学原则为：“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办学目标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办学宗旨为：“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

李子洲在北京大学“兼容并蓄”，自由学术氛围影响下，他对教育的研究也颇有见地。李子洲说:“身教重于言教。当训育、教务和教员的，应当在一切工作上做榜样给学生看。学生得先生直接的熏陶影响效果很大。当先生的既要庄重严肃，更要叫学生喜于接近，是‘敬而近之’，不是‘畏而远之’”。

要求教员尽量先把课程讲得很清楚。最好配合现时的宣传工作，使学生在校学课程得知识，出校就是宣传员。不必讲得多了，要少而通俗易懂，学生能消化得了。他说，“教育救国论”咱们不大赏识，可是革命教育正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是真理。我们办教育，就是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读书是为了活着革命，叫大多数人能受教育，活得好好的。他还说，教员要当学生的先生，做人民的学生。

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李子洲在教育革新中，首先把马列主义课程作为学生人人必学的一门主要课程。他亲自担任了这门课程的讲授工作。他对讲授的内容作了周密的安排，以便使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掌握基本观点和方法。他所讲授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很受学生欢迎。以至讲英文课的老师很为难，因为学生要求结合英文讲马列主义，这显然是困难的。李子洲从中看到了学生学习马列的愿望，看到了他们喜欢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看到了学习马列的风气，已经在“四师”初步形成。国文课，是新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算是最进步的了，但学生们反映，嫌它不够味。历史课，也是这样。就是数学、理化、生物等门课程，也需要重视实践和实验。根据新的情况，各门功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上，都面临着一系列改革问题。

在李子洲的提议下，国文课又增添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同时辅导群众开展民间艺术活动。这样就使国文课的学习不局限于课堂，而面向社会斗争了。同时，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等，对当时京、津、沪、宁等地的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介绍十分重视，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应于“四师”的教育之路。接办“四师”的实践，丰富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李子洲还找来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教育方面的文章研读，并将它同英、美、德、日等国的教育思想及制度，作了比较性的研究。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并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摒弃旧式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模式，适应了时代、学生、群众的需要。

在学校管理方面，李子洲确定了民主管理和严格校规。李子洲在“四师”主张发扬民主，建立了学生参加的校务会议和教务会议。他认为，这样能使校长独断一切变成人人参加学校管理，使师生的主人翁精神得以发挥，有利于上下思想沟通，平等和睦，民主办校。从而在教学和管理上领导、教员和学生三位一体，集思广益，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此外，李子洲还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如：《校务会议规程》《大门规约》《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组织大纲》《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等数十项规章制度。不仅制定了戒烟、戒酒、戒赌，爱学习，守时间，讲公德，讲卫生等纪律性的条文，同时还规定了学生的留级、开除及教师的解聘等条件，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名的“四师”校风。

据北大学子、共进成员、“四师”教员王子休曾回忆：“在我有生的八十年中，我所经历过的学校，无论是我当学生，还是当老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所见到的教师阵容的坚强有力、教学工作的严肃认真、学生理想抱负的远大、学业成绩的良好、遵守纪律的自觉，以及课外各种活动的生动活泼而富于教育意义的情况，当年绥德“四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而不可多得的。这主要的是由于李子洲同志把改造教育与改造中国的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励精图治，身体力行的结果;同时也是他知人善任，善于领导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四师”学习风气特别浓烈，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所有学生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是解放了思想。“四师”的新式教育得到了学子和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力不断扩大。陕北各地，乃至关中、山西、宁夏、甘肃等各地学子争相报考“四师”，一时间各地英才云集于“四师”，在此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进步思想，锻炼实践能力。如：钱清泉、杨重远、蒲子华、白明善、刘耀西、王兆卿、胡廷俊、李景波、高农夫、李临铭、李秉荣、赵通儒、马明方、刘约三、张德生、刘澜涛、常黎夫、贾拓夫、马文瑞、贺晋年、范子文、张达志、高朗亭、白如冰、李赤然等100多名“四师”学生参与创建了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功勋。

二、创建党团组织

1924年5月，李子洲出任“四师”校长后，他向李大钊报告了陕北的情况，并请示建党工作。得到中共北京区委同意后，以李子洲、王懋廷（1898～1930，又名德三，今云南祥云人，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积极筹备在陕北建立党团组织，且确定了李子洲、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秋，“四师”开学后，李子洲、王懋廷就积极筹划建立党团组织。首先，为了加强学生的革命启蒙教育，学校引入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并在国文、历史和公民等课程的教学中加以渗透。其次，支持共进社教师在学生中发展共进社员，建立起共进社绥德分社。并陆续在陕北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共进社组织，尤其绥德分社的建立，为绥德以至整个陕北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组织、人才基础。与此同时李子洲委托共产党员王懋廷在青年师生中发展和培养党团员。当时，榆林在土皇帝井岳秀的黑暗统治下，建党建团活动极为秘密，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建党建团的具体工作交由王懋廷办理。王懋廷受李子洲之托，结合自己教授国文课的条件开展活动。1924年10月，首先发展了“四师”英文教员田伯荫入党。之后，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他们便有了更为坚定、明确的目标——建立党团组织。为了在“四师”建立党团组织，他们日夜忙碌，紧张细致地秘密开展工作。根据中共三大党的纲领及其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同年11月，在学校成立了中共绥德（四师）党小组。1925年初，在北京党组织代表耿炳光指导下，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接归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党组织组建立后，便进一步发展党员，从“四师”教员和学生的档案中发现，1925年在“四师”发展的党员就有田伯荫、白明善、马明方、白作宾、李嘉谟、杨玉峰、张肇繁、李明轩、赵通儒、高光祖、王兆卿、王士英、马瑞昌、马瑞生等25人。1925年春夏之交，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下辖“四师”支部、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同年三个支部大力发展教师、职员、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使陕北党员人数达40多名。

1926年6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团的组织和革命斗争。李子洲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绥德“四师”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积极响应地委和李子洲的号召，差不多每个假日，党、团员便组织起若干宣传队，脱掉长袍，穿着农民衣服，扛着锄头镢头，到城郊的沟里道里去宣传。其中李子洲也参与到宣传队的师生之间，来到穷苦庄稼人的窑里、地里，同老汉、婆姨盘腿坐在炕上拉家常，同后生、女子们一起上山劳动，向群众作宣传工作。

党组织建立和不断发展扩大之后，为了党的活动安全和保密，李子洲租借了“高家祠堂”，一部分用做党员教师的宿舍，一部分用做党、团员开会和办公。高家祠堂成了“四师”党、团组织的活动中心，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苏联大使馆”。各支部、小组，大多是深夜开会，李子洲等负责同志又都分别参加。工作忙碌时，通夜不睡，次日照常上课，习以为常，不知疲倦地工作。星期日各支部借郊游和采集标本为名，经常到城外稍远的一些僻静地方开会。当时，党团活动经费很困难，地委每月只能拨付五元经费，远不够用。地委派人到外地开会、工作或学习，所需费用，全由党团员自己负担，但大家工作积极性却很高。

针对学生中关于学习功课和参加党团社会活动两者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李子洲利用周会给同学们做了详尽的解答。李子洲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斗争活动，另一方面抓紧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这样新式教育的“四师”，所培养的学生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实践能力，更有为中国伟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理想抱负。

在建党过程中，李子洲确定了关于党员生活六化标准：“①精神革命化 ②思想系统化 ③行动纪律化 ④工作劳动化 ⑤生活平民化⑥兴趣文艺化”。这六条标准即使在今天对我们共产党人仍具有教育和借鉴意义。

建立党组织的同时，1924年12月，在李子洲、王懋廷等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之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师”团支部建立，由上海团中央直接领导。团支部首先发展白明善、杜嗣尧、刘志丹等进步学生为团员，很快团员人数发展到14名。1925年初，在李子洲的指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在“四师”建立。由于当时特殊时期，李子洲为了便于以“校长”的公开身份，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特支书记由王懋廷担任。

1925年2月25日，王懋廷就陕北团特支半年来的工作，分为组织、训练、活动、环境等四个方面，向团上海中央报送了书面报告。报告中写道: ……干事会分为组织、书记、宣传三部，再分为绥德、榆林、汾阳三个小组。报告中反映了团员和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订购《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刊物，以及在绥德城县城接办平民学校，培训团员和青年的情况等。同年8月，陕北团员发展到75人，成立了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仍由上海团中央直接领导。

“四师”党团组织建立后，使得革命火种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四师”也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革命策源地和活动中心，被称为大革命时期的“红三角”，李子洲被党内同志们称颂为“西北的守常”，“陕甘党组织的顶梁柱”。

三、开展兵运、领导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李子洲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军事人才的领导者之一，1924—1928年间，李子洲在绥德“四师”任校长，西安中山学院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中共陕甘区委负责组织，中共陕西省委负责组织、军委等工作时，曾先后派遣李象九、谢子长、刘志丹、杨国栋、蒲子华、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桢、马明方、邓重庆、丁广智、王兆卿、张慕时、刘得禄、李景林、胡廷俊、拓克宽、刘耀西、刘汉武、刘成武、许志云、王聚德等近百名党团员先后进入国民党驻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924年底，李子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陕北旧军队中。他在争取井岳秀部的团长石谦，将党团的力量打入了石谦的部队中。石谦部下的李象九和李子洲在北京就认识，曾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几宿，一起谈到过井岳秀，谈到过个人的前途命运。李子洲启发李象九研读马列书籍，唤起了他对革命的热情。随后又介绍李象九参加共进社组织，鼓励他回陕北工作。李象九回陕北后，组织起数十人武装。同年，李子洲发展李象九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李象九担任石谦部一营三连连长后，兵员编制不够，李子洲便动员榆林中学和派遣“四师”大批青年学生到该连去工作。李子洲十分关注这支部队，对其寄托了很大希望。杨明轩有事由绥德去西安，李子洲让他经过部队驻地时住了两天，给士兵作报告，从而使这个连有较浓的学习氛围，在周围群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1925年夏，李子洲接到中共北京区委来信，要陕北派几位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李子洲首先想到的是刘志丹。在派刘志丹去黄埔军校时，李子洲说：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不能把目光只放在榆林和陕北二十三个县，要看外面的大世界，开拓眼界，增加军事知识是很有必要的。想要打倒井岳秀，光搞学潮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挥军队。仅这一年，李子洲先后派遣刘志丹、张肇勤、郝常有、柳长青、杨国栋5人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可见李子洲非常重视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

1925年谢子长在北京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来到绥德与李子洲取得联系。李子洲对谢子长说:你还是回安定去，办你的民团，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现在，那里只有你和李象九是共产党员，我以后还会陆续派人去的，我们要在陕北搞兵运，就要稳扎稳打，搞成个气候!

谢子长回到安定后，与李象九来往频繁，一起研究搞兵运，抓武装，后由李象九上报石谦，将谢子长的安定县民团改编为石谦团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之后，部队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对士兵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士气旺盛，人人学会写信，会做群众工作。

随后，党团组织和李子洲又派“四师”的美术教员李瑞阳，去石谦部当文化教员。分别时，李子洲叮嘱他:到了部队，要注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骨干作用。部队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纪律，不动群众一根干柴。要把以往军人欺压百姓，百姓痛恨军队这个风气改变。目前在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到革命!另外，军队中党团的工作要从下层做起。发展党团员，尤其要注意士兵和年轻的排长、班长。咱们陕北这儿，不穷不当兵，当了兵也只是能混碗饭而已。这些青年士兵思想较单纯，容易觉悟，一定要把军队抓过来，变成为我们党的武装。李子洲的话，给了李瑞阳不少启示和鼓舞。李瑞阳来到宜川后，便同史唯然、阎揆要等同志，进行发展组织和培养党员的工作，几个月后，就有一百多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石谦部的五个连长，也成为党的骨干分子。这为清涧起义奠定了人才、组织、武装基础。

通过兵运工作，在李子洲和陕西省委组织领导之下，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明善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由于起义领导人在行动方针上意见分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加之李子洲对唐澍的指示没有来得及实施等原因，历时3个多月的清涧起义失败。李子洲鼓励失败归来的唐澍、谢子长等，不要气馁，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准备更大规模的暴动。后派唐澍、刘志丹、廉益民、谢子长等到许权中旅，为新的起义做准备。

1928年5月中旬，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率部队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农民武装相结合，发动了渭华起义。后在敌军重兵围击下，经过一个多月苦战，起义部队被打散，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等领导同志壮烈牺牲,渭华起义失败了。

李子洲组织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和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地的农民暴动，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为后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有力的配合了全国其他各地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四、理想信念的捍卫者

在白色恐怖中，李子洲抱病参加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起草了《全陕总暴动的计划决议案》。1928年底，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1929年1月底，因叛徒出卖，陕西省委遭到极大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被捕入狱，关押在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的牢狱里。国民党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李子洲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后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来到狱中，宋哲元问：“李先生信奉什么主义？”李子洲理直气壮的回答：“信仰列宁主义！”宋哲元问：“列宁主义有什么好？”李子洲论述了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先进。宋哲元威胁道：“你不怕死吗？”李子洲回答：“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何惧之有！”李子洲的凛然相对，不屈不挠，使反动当局束手无策。

1929年初夏，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秉荣以学生、亲戚身份到狱中探望李子洲，并传递了省委正在想办法营救他的信息。狱外救济受迫害同志的秘密组织“济难会”，也给李子洲送来了一些钱。杜松寿劝李子洲先买一点滋补品吃，不然身体会日坏一日。李子洲躺在狱中说:“不用了。”又说：“党的经费十分困难。要多想想党的事业，要照顾大多数同志。这些钱按党的经费使用，作为组织上给难友们健康的费用吧！”杜松寿说:“那你也应算在里面。”“不，我作为省委领导，怎么能够去占用这笔经费呢？”“几个月没交党费了，身上也分文没有……，狱外的同志，也是一个钱一个钱积下来交的党费，我用来滋补身体，心里受得了吗？”不久，李子洲羸弱的身体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这时李子洲已经病危，沉重的脚镣仍然戴在他干瘦的脚踝上。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凭借坚强的意志给他绥德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并不惧怕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一个人牺牲，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不要为我伤心流泪，勇敢斗争下去，党的事业必胜，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之后，在北京求学的弟弟李登云，来看望他的长兄，李子洲说：“你要好好侍奉高堂，代我行孝”。“我自己将为革命捐躯，死后就不要搬尸了……”。

1929年6月18日深夜，李子洲罹难狱中，年仅37岁。 罗章龙曾说：“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者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布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的确，李子洲的一生是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他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献出了宝贵生命，并用生命捍卫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历史不会忘记革命先烈，党和人民永远怀念李子洲。1940年秋，朱德总司令为李子洲之墓题词，赞誉他是“陕北共产党发起人”。1942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子洲图书馆”。1944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纪念李子洲批准设立了子洲县。1945年7月，绥德地委为纪念李子洲设立“子洲文化奖金”。1957年8月，“子洲陵”在绥德县城郊落成。1985年，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了《李子洲》一书，邓小平同志题写了书名。 2000年7月，习仲勋同志题词“缅怀李子洲烈士，一代英烈、千秋功臣”。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2009年，在各部委组织的“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子洲被推选为150名候选人之一。2019年，中央电视台再次播出《西北革命的火种播种者——李子洲》。

（文章原载《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作者王天强 赵希宁，编者有删改。）